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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的哲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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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持续发展观已经成为人类普世价值观

随着人类文明的继续向前,随着人类对这些全球性问题认知程度的加深,人类对生态问题的思考已渗透到社会科学的若干领域而不再局限于自然科学范畴,生态学也不再局限于生物学而成为联系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桥梁和纽带。同时,人们也深刻地意识到人类再也无法更不可能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研究生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而应该全面地看待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重新审视人类在整个生物圈中的定位,协调人类与环境、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从而促进自然、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并最终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一些国际机构乃至各国政府和各专业学者,就资源环境危机和可持续发展问题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就可持续发展战略达成了很多共识。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现代生态学、环境科学、地理科学等学科领域最熟悉和最广泛采用的术语之一,实现可持续发展日益成为资源环境管理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这不能不让人们深入思考不可持续发展的真正根源究竟是什么?

首先,不可持续发展的外在发展澳门葡京娱乐手机版与内在发展理念有其深厚的自然科学技术根源。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自然科学技术依赖于社会生产实践。正如马克思所说:“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么,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①自然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尤其是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以后,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以至于我们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没有自然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就没有当今社会人类的福祉和幸福指数的提升。工业文明所展现的巨大生产力使人类仍然相信人类自身与自然科学技术的无限能力。但是,自然科学技术的过快发展和片面利用给人类生存、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危机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美国生态学家格林伍德和爱德华滋说:“当一项新技术破坏了人们大量需要的和不可再生、人类的和非人类的资的源时,那么所谓进步实际就是一项拙劣交易”。②美国科学哲学家布赖恩•斯温认为:“我们的星球面临着许多的麻烦:技术发明的后果是产生了5万枚核弹头;工业化经济导致了各大洲的生态灭绝;财富和服务的社会分配产生了1亿贫困而饥馑的众生。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正处于可怕的境地。”③这不能不让人类警醒:作为一个有机体的人类社会,第一次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与发展危机。

其次,不可持续发展更有其深厚的社会制度设计根源。19世纪60年代的英国和美国、20世纪初法国、20世纪30年代德国、20世纪70年代的苏联和日本,以其现代工业化的先驱“创造”了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的世界纪录。举世闻名的“世界八大公害”事件,就其本质而言,是现代资本逻辑敲响的现代自然科学技术滥用的警钟。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一个普遍的劳动体系——即剩余劳动,发明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人的一切物质的和一切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体系的体现者,而且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因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文明的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服从于人的需要。”①“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与人的结合,只是由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来源——土地和工人”。②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加拿大哲学家威廉.莱斯认为:“尽管掌控自然本身不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但是该观念与资本主义相当契合,在经济生活中,首先在欧洲继而在全球的其他地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对旧有制度形式的胜利,也巩固了现代科学对自然哲学中竞争体系的胜利”。③再次,不可持续发展还有其深远的哲学根源。恩格斯指出:自然科学家在研究自然现象时,不得不求助于理论思维,而要思维就必须运用逻辑范畴。“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④因此,自然科学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哲学理论思想的影响和支配。威廉•莱斯指出:“环境问题的根源不在于科学本身,而在于一种意识形态,现代科学仅仅是控制自然这一更大谋划的工具。因此,控制自然观念才是环境问题最深刻的根源。只有深入理解了这一根源,才能找到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⑤美国哲学家大卫•格里芬认为,在祛魅的自然中,关于自然的现代科学导致了自然本身的祛魅。这是由于,关于自然的机械论的、祛魅的哲学最终导致了整个世界乃到人类生存的祛魅,。由此可见,不可持续发展从哲学观念更新和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理性化目标出发,都包含在整个时代演化的共同趋势之中,必须解决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进而实现发展观的历史转向,为人类可持续发展创造必要条件。

二、可持续发展观正在考问当下社会政绩观

卡伦巴赫之所以写《生态乌托邦》,目的在于努力确保每一个读者可以了解到什么是生态乌托邦,他们住的屋子是什么样的,他们是如何旅行的,他们的学校和医院是如何运转的。通过这些乌托邦式的描述来启示人们:人类与世界的关系应当纳入伦理学视域,“可持续”与“发展”的关系问题应当成为伦理学考虑的重要课题。所谓可持续发展,按照目前人们公认的理解,即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或威胁的发展。从逻辑上分析,“可持续发展”是“需要发展”和“限制发展”的统一:“发展”是为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发展;“限制”是为满足后代人的需要而“限制”,其张力归根结蒂是生存权、发展权的争夺问题——不仅是当代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问题,而且是未来人乃至地球所有生命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问题。

当年,卡伦巴赫也许尚无“可持续发展”的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但借以《生态乌托邦》的名义揭示了“可持续发展”的哲学隐喻。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已经不再是对真理的无私而神圣的追寻,而变成了与政治共谋的权力,依靠金钱运转的滑稽游戏,听命于赞助人的工具和对自然进行无情压榨的邪恶帮凶。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误解与斗争硝烟未尽,直到黒格尔和谢林去世的整整两个世纪中,哲学实际上是在对科学自卫中被建构起来的。卡伦巴赫在《生态乌托邦》的序言中写到:“在上世纪70年代,我们经历了一个生态研究和技术创新的高潮,这个高潮无疑是令人振奋的,但却极少有人去思考它们对我们生活方式的影响。关于生态可持续的正确概念,就像我们现在的理解,仅仅刚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①实际上,自然是一个进化的生态系统,人类只是一个后来的加入者,地球生态系统的主要价值在人类出现以前早已各就各位。

当年,卡伦巴赫也许尚无“可持续发展”的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但借《生态乌托邦》的名义揭示了科学与道德对峙下的尖锐矛盾。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探讨全球气候变化的《难以忽视的真相》一书上引用了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的名言:这不是一个成本与收益的问题,而是一个道德的问题。”科学与道德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在人类历史上,科技的进步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着人类道德的进步,以科学的“真”来促进道德的“善”,从而达到真善美的统一;反过来,科学技术的合理开发和利用,离不开道德的约束和引导,这不仅仅是科学家的科学道德,更是对人类对自身文明的高度负责。时至今日,科学家对于新发现、新发明的研究与利用尽管小心谨慎,但仍随时面临着被巨大的社会需求和利益驱动所吞噬的危险。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如何利用好这一把剑,使科技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社会,这就要求我们要牢牢地把握科学与道德的内在关系,从而实现科学发展的道德目标。卡伦巴赫的《生态乌托邦》及其可持续发展的哲学隐喻,实现了发展观从“经济”向“伦理”,从“利益”向“道德”的转换。当年,卡伦巴赫尚无“可持续发展”的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但借《生态乌托邦》的名义预言了GDP盲目崇拜的严重恶果。可持续发展意味着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之间不断优化的前提下,实现社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者的有机结合,从而现实社会可持续性的发展。“可持续”与“发展”不仅体现了当前利益与未来利益的统一,还体现了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公平与效率、理性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在现实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导致过去一段时间里“可持续”与“发展”矛盾与冲突的根本原因是发展的饥渴、GDP的崇拜以及由此决定的传统政绩观。从现实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实际状况看,一些官员们往往更关心“经济增长”,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把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增长作为社会发展的全部追求,背离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目的。这种传统的发展观既反应了老百姓就业需要,更反应了官员们追求政绩的需要。许多学者强调“可持续”,为生态环境恶化和自然资源枯竭而奔走呼号,而有些官员则依旧在当众为“外商投资项目”剪彩。这既是发展不可持续的真正根源,又是消解“可持续”与“发展”间矛盾所面临的最大难题。这种GDP崇拜和传统政绩观顽疾启示我们:若想把卡伦巴赫的《生态乌托邦》所折射的“可持续”理念变成现实,大概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三、可持续发展观的落实应当着眼科学和价值双重维度

重读卡伦巴赫的《生态乌托邦》,联系我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我们由衷地感到,包含可持续发展观在内的科学发展观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的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发展,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一个单纯的理念,而是要付诸科学发展的社会实践过程。而这一实践过程必须按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规则来推进。任何长官意志,任何主观随意,任何任意发展,短期内也会满足人的某种需要,但从长远来看,则是对人类生存发展的严重破坏;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不能无视对人的发展价值的考虑,人们正是为了满足一定的目的和需要,才提出科学发展问题,才注重尊重规律并主张的认识、把握和运用规律的问题,没有人的发展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引导,就无所谓可持续发展观,也无所谓尊重什么客观规律。之所以要协调发展,就是因为没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建设,没有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国内与国外之间的协调,社会就无法达到和谐,人就难以实现全面发展;之所以要强调可持续发展,就是因为没有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适应,当代人与后代人的永续发展将会受到严重威胁。所以“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本质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实现了“双重尊重”:尊重客观规律,尊重人的价值。具体地说,可持续发展观是我们审时度势,在经历了种种考验和磨练后探索并发展出的新哲学,其理论自觉在很大程度上是就科学发展观的“合理性”的正确把握。这种合理性既有合乎规律性,又有合乎目性。

前者反映的是对客观规律的尊重,后者反映的是对人的尊重;前者体现的是科学的维度,后者体现的是价值的维度。实现可持续发展就是最大限度地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科学的维度与价值的维度的有机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党紧密结合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实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点及目标进行战略谋划和部署,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创造性地回答了当代中国的建设和发展问题。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重点和总体布局中,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实现了由“四位一体”到“五位一体”的历史性转变,凸显了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特点,顺应了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有利于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肩负起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应尽的国际责任。

总之,可持续发展的哲学理念,源自人类对过往文明成果的深入反思;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探索,展示了人类开辟新的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它已经突破了单纯的概念范畴,并正以一种席卷全球的姿态影响着人类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已经不仅是经济发展中的方法论指导,更成为了现代人类社会实现伟大转型的精神符号。《生态乌托邦》这本著作凝练了深邃的哲学理性,焕发着崭新的时代光芒,以文学的语言解释着人类内心最深处的真实期望,把可持续发展的时代理念引入了生活的各个角落,并启示我们坚定沿着可持续发展的崭新理念,构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美丽中国”。

作者:田书为陈凡单位: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哲学系

可持续发展的哲学思考责任编辑:田老师    阅读: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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